执行异议第115期：唯一住房执行难题：生存保障与债权实现的平衡

——以上海、浙江法院执行实务为例

 

引言：生存权与债权的价值冲突

唯一住房的执行问题是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经典难题，其本质是生存权与债权保护的博弈。被执行人唯一住房是否可被强制执行，既涉及法律对基本人权的保障，也关乎市场信用体系的维护。以上海、浙江为代表的发达地区法院，通过典型案例和灵活措施，逐步探索出平衡两者的司法路径。本文结合法律规范、实务案例及地方经验，剖析这一难题的破解之道。

一、法律框架：从绝对豁免到有条件执行

1. 核心法律依据

《查封规定》第六条：明确对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住房可查封但不得拍卖，但未完全禁止执行，需结合“生活必需”的认定。

《执行异议规定》第二十条：规定三种可突破“唯一住房”豁免的情形，包括“替代保障措施”（如预留租金、置换住房）和“恶意转移财产”等。

 

2. “生活必需”的界定标准

面积与价值：浙江高院在案例中明确，若房屋面积显著超过当地廉租房标准（如281.95平方米的高档住宅），即使为唯一住房亦可执行。

家庭人口比例：上海法院要求结合家庭成员数量判断是否“必需”，如三口之家居住165平方米房屋可能被认定为超标。

二、实务挑战：执行中的两难困境

1. 标准模糊性

法律未对“生活必需”设定全国统一标准，导致各地裁量差异。例如，浙江以量化指标（面积、价格）细化标准，而其他地区更多依赖法官自由裁量。

2. 替代措施的可行性争议

预留租金：按市场价扣除58年租金的保障期限是否足够？实践中常因租金标准与房价脱节引发争议。

置换住房：“以大换小”“以远换近”需依赖房产市场流动性，在经济下行周期可能难以实施。

3. 恶意逃债的甄别难题

部分被执行人通过离婚协议（如转移房产至配偶名下）或虚假赠与规避执行，需结合交易时间、动机综合判断。

三、上海、浙江的司法实践创新

1. 上海：动态平衡与灵活置换

“以大换小”与“以远换近”：通过置换房产差价偿还债务，如将市中心800万元的住房置换为郊区500万元住房，差价用于执行。

比例原则的严格适用：在朱某花案中，法院因未穷尽其他执行措施（如查封商铺）而中止唯一住房拍卖，强调执行必要性审查。

2. 浙江：量化标准与刚性规则

面积与价格门槛：明确超过当地廉租房面积60%的住房可执行，高档住宅即使唯一亦不豁免。

打击恶意行为：对债务形成后转移房产的行为，直接撤销相关协议并执行原份额（如离婚转移房产案中强制执行50%产权）。

四、典型案例评析

1. 上海朱某花案

案情：朱某花夫妻唯一住房因刑事罚金被查封，法院最终中止拍卖，因申请执行人未证明无其他可执行财产（如商铺）。

启示：法院需审查执行必要性，避免“唯一住房”成为最后手段。

2. 浙江高档住宅执行案

案情：被执行人唯一住房为281.95平方米高档住宅，法院认定超标并支持拍卖。

启示：通过量化标准消解裁量争议，增强执行可预期性。

五、完善路径：从个案突破到制度重构

1. 细化“生活必需”认定标准

以家庭人口、当地人均住房面积、房屋总价等指标构建量化模型。

 

2. 强化替代保障机制

政府兜底：推动公租房与执行程序衔接，由政府提供过渡性住房。

专项基金：从执行款中预留长期租金，委托第三方管理以确保支付稳定性。

3. 完善恶意逃债惩戒制度

建立财产转移追溯机制，对债务形成后6个月内转移房产的行为推定恶意。

4. 统一类案裁判尺度

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，明确“唯一住房”执行中的比例原则适用规则。

结语

唯一住房的执行困境，本质是法律对个体生存与社会信用的双重守护。上海、浙江等地的实践表明，通过量化标准、灵活置换及严格审查恶意行为，可在个案中实现利益平衡。未来需进一步推动立法细化与制度协同，将“生存权保障”责任从债权人向政府和社会转移，最终破解这一司法难题。